喻国明，男，1957年9月生于上海。1989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新闻学论集》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传播学理论、新闻体制改革和新闻传播效果理论、中国民意测验的理论与方法。

　　早在八十年代中，他所提出的关于“传-受互动方格”理论、新闻体制选择的多维性理论以及他对中国新闻改革现实动因和未来走向的分析，等等，都是极富建树的理论创新成果，其中不少概念已经成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基本“话语”而被收录到有关学术辞典和专业工具书中。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喻国明的研究进一步转入将学术前沿的理论与现实的传播实践接轨的方向上来。他一方面广泛吸取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做了大量把握中国传播实际的极有认识和操作参考价值的调查研究项目，有针对性提出了“必读(视、听)性”的概念；提出了报纸不但是“新闻纸”而且也应该成为“有用纸”的概念；提出了传播产业是一种“影响力经济”的概念；等等，这些都已经或者正在成为指导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发展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1986年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他已主持进行了80余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广泛社会影响的舆论领域和新闻传播领域的调查研究项目，并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等媒体有许多成功的市场定位和竞争策略方面的研究、策划合作，被誉为“媒介军师”。

　　主要的学术著作有：

　　《中国新闻业透视：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动因和未来走向》，

　　《中国民意研究》，

　　《嬗变的轨迹：社会变革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和新闻理论》，

　　《媒介的市场定位:一个传播学者的实证研究》，

　　《解购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

另有200余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

网络链接：

喻国明：境界决定价值

喻国明教授专栏_科技时代_新浪网

传媒学术网- 专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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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和媒体报道：

中国的文化产业开放——开往春天的地铁

2002年的时候，针对国外的卫星电视在珠三角落地，喻国明曾经提出建立“文化特区”。他认为，中国社会，尤其是文化产业的开放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建议采取“试验区”的概念，就是所谓的“文化双边开放”:国外的媒体能进来，也应允许国内媒体走向世界，在国外创办自己的企业，特别是民间投资的传媒企业。

 

曝光黑幕&歌功颂德 每周质量报告:扶优也是打假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去年因为在某些报道中一反常态地没有打假，而是为部分优秀企业“歌功颂德”，引起了观众的不满和非议。喻国明认为，媒体目前对打击假冒伪劣方面的报道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每周质量报告》作为一个专门揭黑打假的节目，无须搞什么全面与平衡，更不能面面俱到。一些正面报道让《经济联播》和《经济半小时》等节目去做就可以了。全面与平衡是中央电视台的事情，而不是一个有特色的节目的事情，这是起码的常识，因此上述一些“辩解”(“扶优是另一种形式的打假”)是不成立的。

对于媒体在报道打假维权过程中可能受到的方方面面压力的问题，喻国明认为，高品质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也能吸引更多广告投放、扩大利润。

 

大型赛事报道成媒体必争之地 事关钱财与品牌

喻国明对此的总结是：“横向比较，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奥运报道的经济回报都不是局限在短暂的比赛期内，而是一种远期收益。”

 

如何正确解读传染病频发 权威人士谈公众危机心理

喻国明说：“过去那种所谓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信息封闭基础上的不可靠的‘安全感’”。而现在传染病防治法对疫情的公布做了明确规定，从制度上保证了疫情及时、准确地发布。因此可以说不是发生的病例越来越多，而是公布病例越来越及时了。同时，现代化的大众传媒使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地得到拓展。疫情信息经过传播媒介的筛选、聚焦和程度不同的放大，必然对公众产生强烈的冲击。

 

瞭望东方周刊：总理答记者问背后的故事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指出，新闻发布会也是一种“软力量”。喻国明认为，国务院总理，政府的第一负责人，他的话最具有权威性，某项政策从他嘴里说出来，尤其是相对个性化的表述，这种传播方式是其他方式取代不了的，能够增强人们对文件精神对会议精神对相关政策的理解深度。

喻国明认为,如果希望以“软力量”来管理社会,中国政府与公众间的信息传播机制还应当进一步理顺。总理答记者问应该向下延展,部委、省市区等各级部门都应该有完善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个制度一方面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更重要的还要主动沟通政府和公众间的信息。

 

消费安全特刊之媒介批判

喻国明：一旦发生一些威胁公共安全的事情时，媒介就应该通过报道警戒社会，告诉社会。过去媒介比较多地强调舆论导向、社会控制、社会认同等，这些在中国有它的现实性。而同时，和公共安全息息相关的新闻报道不及时，语焉不详，甚至避而不报，在过去是屡见不鲜的，这被视为是中国媒介的一种耻辱。

喻国明：我觉得，媒介告诉社会的时候要做出警示，我始终认为做出警示是媒介的一种社会责任，无论是潜在的还是现实的，媒介作为一个资讯，要保障百姓的知情权，知道这种东西有可能有害或是有什么危害。我不觉得这种告知是一种耸人听闻，只是在提供这些信息时，要建立起一种合理、现实、科学的观念。要告诉大家到底有没有威胁，是什么样的威胁，威胁到什么程度。人就是在无处不在的风险中生活的，只是风险有大有小，当风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要发出严重的警示，当风险比较小的时候，要保持科学理性的态度。

喻国明：市场经济是信誉经济，真正的市场是讲究专业品格，讲究一般社会道德，社会正义追求的。其实做商业做到最后比拼的是人格和社会责任，无论企业还是媒介。

 

解读世界日报发行量百强：排行榜只看上去很美

喻国明：“中国的发行量排名第一，并不仅仅是一件令人特别高兴的事情”。一家报纸的影响力也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发行量。《泰晤士报》2004年在发行量排名中仅排在第78位，今年更是连百强都没进，但它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为世界第一大报。相反，我们不少报纸发行量很大，在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影响力尚好，但是在世界上却鲜有自己的声音。

事实上，评估报纸影响力的指标有很多，例如转载率、引用率等等，还有报纸对社会决策层的参考价值，这更是一项难以用发行量来衡量的标准。正如一位知名报社社长所言，和企业一样，把报纸做大是一回事，做强则是另一回事，做大不等于做强。

 

喻国明主持的传媒市场调查报告出炉

喻国明：“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未来特点，还是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以及传媒业自身的产业化发展，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和决定着我国传媒业的运作模式、竞争能力和运营效率，并要求我们在所有重大的发展战略方面做出相应的选择和调整。因此，对于今天传媒业的发展而言，弄清楚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握业界的现实发展的关键与“问题单”，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2005中国传媒高层沙龙论坛”

2005年10月23日，以“沟通互动并交流，创新合作共发展”为主旨，主席为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论坛将围绕“传媒的社会责任”、“奥运经济与传媒”、“新锐媒体”、“传媒V.S.公关”、“商业媒体的未来”、“境外媒体的本土化”等六个主题展开沙龙探讨和高层圆桌对话。

 

“铃声”窥视大众心理

喻国明：彩铃的消费者实际上可称作媒介消费者。他们拥有一种权利，叫作“接近权”，即参与表达的权利。但在过去，这种“社会表达”受到传统媒介的严格把关，必须经过“官方文化”“精英文化”的层层筛选。

个性彩铃出现后，彩铃消费者的这种“参与表达”的权利得以更加充分、更加广泛的实现。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情感好恶，选择自己喜爱的铃声，甚至可以通过十分简便的方法自己录制张扬个性的铃声，并传播给其他受众。真正吸引消费者与彩铃“亲密接触”的原动力或许正是那份可以更深入地触摸社会，并且影响社会的感觉吧。

它就像日常的“流行语言”一样，反映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真实的深刻的感受，成为了大众心理与流行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契合点。同时，它也构成了大众自身以及整个社会窥视大众心理的一个很好的渠道，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是通俗的，是平民化的，应该会有较好的发展趋势。

 

《超级女声》解析 想成功就得放弃尊严？(图)

针对公众对于“原生态”东西的兴趣昂然，喻国明他认为这种现象展现了社会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社会对于机会平等的渴求”。他认为：“虽然胜出的机会很低，但平等本身就是魅力。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给个人的机会有限，大家需要有这样一个渠道来营造一种机会平等的环境。它存在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社会稀缺的资源——平等。”

 

电视读书栏目是开启图书推荐的新窗口

喻国明认为，电视节目主持人并不需要是专家学者，关键在于主持人要具备主持的专业素质，他要懂得沟通，能够将专业的语言转换成大众能够听懂的语言。美国著名黑人女主持人欧普拉就具有非凡的魅力。她主持的《欧普拉读书俱乐部》（Oprah’s Book Club）平均每周有3300多万观众收看，实为全球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读书栏目。只要是欧普拉的选书，每本都有多卖50至75万本的潜力。正是借助欧普拉之前在电视界拥有的高知名度，使得她宣传的图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推荐功能。

 

新闻发言人面面观：他们是阳光政府的代言人

“新闻发言人有可能成为回避采访、回避披露必要公共信息的挡箭牌。”喻国明同时表示担忧。喻国明认为，应该建立起一个对称的责任机制，政府官员说和不说都要承担责任，不说要对不说的后果承担责任，说要对说的相关资讯负责任，这样才能鞭策和激励政府把必要的资讯向社会开放。

 

2002—2004年新闻学研究综述（上）

关于舆论监督与传媒本质研究新视角，喻国明指出，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在散布消息时，政府仍然是最具有掌控能力的权威角色。如果政府能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发布信息，说明情况，这对于制止流言、以正视听、降低恐慌心理是惟一有效的方法。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的基本含义，就是要使新闻媒介肩负起“社会守望者”的社会职责。遇到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或具有普遍兴趣的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即使是所谓“负面”事件，也应该在第一时间让人民群众“及时”地知情，“客观”地知情。

 

新闻媒介如何进行资本运营

传媒专家喻国明曾预测：巨量闲置资本的增值冲动，媒介产业对资本的高度饥渴，在这种双向作用下，资本与传媒的结缘肯定将是未来3—5年内我国社会发展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

 

激烈竞争中应运而生 个人化：新闻报道的新态势 　

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喻国明指出:“造就一篇好新闻的，绝不仅仅是漂亮的文字、敏锐的嗅觉和机巧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当这种境界、情怀和智慧面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基本问题单子时，一篇好文章就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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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国明：有境界者，则自成高格[图]

“有境界者，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境界是人生修养所达到的一种层面，一种超越自我利益得失，俯仰天地的情怀。

境界首先体现在一种关怀精神上，能够让人用一种类似于宗教一样的虔诚心态去为自己所信奉的事业追求做出牺牲。

其次，境界也体现为一种批判审视意识，让我们摆脱生活经验的简单积累与既有思维模式，提出一些创新的理念甚至问题。境界其实也决定了你发现问题、把握机会的眼光。

我特别欣赏萧乾评论冰心的一句话：“知识分子不只是埋头搞自己业务的人，还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良心。”知识分子有三重身份：第一，是社会的良心；第二，是人类智慧的传播者；第三，是神明的亵渎者。一名优秀的知识分子，不仅要继承和传播人类既有的文明成果，还要有勇气去维护一个社会的正义与价值，服从于政治和经济之外的更高权威，自觉服务于公众：作为知识分子，还要有一种追问精神，对于一个给定的命题，不但对这个命题本身持一种批判性的审视态度，还要能够超越命题的既定前提，向它产生的语境发出挑战。这一点尤其需要勇气。

我在研究方向上的变动，既是个人的主观选择，也是时代的客观要求。我认为，作为一个研究者，无视时代发展在本领域设定的关键问题、瓶颈问题，是勇气和责任感缺失的表现。新闻传播是一个敏感的，然而又快速变革的领域，新闻行业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新的瓶颈问题，我的研究方向一直是跟新闻传播领域在不同时期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有人对我的形容：我是一个提出和试图回答中国传媒业发展中的“问题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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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报业生产面临的深刻危机

    根据中国报协的统计，2004年我国报纸共有1900多种，广告总收入265亿，比1983年增长了360余倍，依然雄踞于第二大广告媒体的位置，全国超过亿元的报社超过了50家。然而，表象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报业生产的深刻危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内容与运营的同质化带来的可替代性与微利化趋势。

    我们的报纸发展曾走过一条依托功能扩张来提高差异化程度的路子，从宣传纸—新闻纸—实用纸—情感纸—专业纸，在功能和角色扮演上日益丰富，但从差异化出发，最终又重新回到同质化。在传媒运营领域也是如此。

    2．由盈利模式单一而遭遇的增长极限与透明天花板问题。

    我们做过一系列媒介的研究，表明每一种赢利模式都有一个增长的极限，比如像一个以广告为主要盈利来源的周报，如果是周一刊，广告经营额在目前的市场格局和经营模式下极限一般是1.2——1.5亿左右。无论如何努力，经营的数额实际上是有所谓的峰值，超过这个峰值，投入产出就不成比例，大量的投入也带不来相应的产出，出现了所谓“透明的天花板”。

    3．新媒体对于广告和受众双重市场的分流。

    目前中国网民已经过亿，年轻一代受众对于资讯来源越来越倚重互联网，报纸呈现出严重的老龄化趋势。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在分流受众群的同时也分流了大量广告主的广告投放预算，体验经济、直复营销等新的业态形式和营销形式从国外逐渐走入国内市场，企业的终端促销、展示会、公关活动等“线下广告”的开支不断攀升，渐有与传统的“线上广告”比肩之势。

    在传播日趋分众化、广告日益强调“精准投放”与“有效到达”的大背景下，报纸作为传统的“泛众传播”媒体，广告投放目标人群模糊，反馈不明显，效果不清晰，逐渐陷入自身特色所构筑的局限与瓶颈之中，以至于有报纸老总曾经戏言：“现在大家不是比谁活得好，而是比谁活得长。”

    4.报业生产竞争与利润重心外移，价值链遭遇报业生产外部组织的多重分割。

    过去报纸所处的是一个以采编环节为利润重心的完整价值链，但现在被拉长了，利润向外围发生转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报业市场的博弈性越来越强，决定竞争性战略定位与竞争策略的前期市场调研重要性日益提升，大量的媒介咨询公司和第三方数据采集机构在上游参与了价值链的切分；

    第二是报纸内容被门户网站、搜索引擎等新型媒体转发、整合、再开发，报业内容生产和传播的链条拉长，利润重心悄然下移，报纸某种程度上沦为身处网络传播链条最低端的分散内容提供商。

    第三是一些伴随整合营销传播理念的兴起，一批专业化媒介购买公司、广告代理公司和公关传播公司也不同程度介入了报业广告售卖和活动策划当中分一杯羹。

    与此同时，作为传统竞争重心的采编环节则日益强调工业化的操作流程和标准化的内容风格，进一步加剧了报纸生产的同质化竞争。

    5．现行的以“碎片化”为基本特征的报业经营方式与管理体制无法适应新时期、新环境和新的传媒产业逻辑带来的挑战。

    打破碎片化生存的传媒经营格局需要一定的制度安排来保障，而现存的制度安排是行政导向性的和权力中心主义的，它与媒介产业的发展并不总是一致，有的时候是差异相当巨大的。比如说数字化的技术已经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壁垒，使广播电视、报纸杂志这样一种内容产品本身可以在数字化的平台上集成和统一起来，但是我们的管理体制却还严守着广播电视报纸不能互相进入的壁垒政策。

整合力竞争整合什么

    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报纸核心竞争力表现在它是否具备对于相关产业资源更大、更强的整合能力上，整合优则胜，整合劣则败，这就是市场竞争的规则。所谓整合力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整合力。

    产品的同质化使我们的媒介竞争日益进入到品牌竞争的高度，而品牌竞争的高度是一种文化整合力的选择。所谓文化整合力就是要为我们的内容产品寻找一个根，寻找一个基点，寻找一个文化的灵魂。那么它对社会的服务，事实上是面对现代社会碎片化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所进行的一种引领、展示和聚集，它所提供的，是一种“导验性”产品。应该说中国人现在开始富裕起来了，但是整个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碎片化的，拥有房子、高档汽车，但这些组合在一起是一个并没有灵魂的、没有系统的价值观的观念形态和精神状态，并不构成一种有尊严的高尚生活。在这样一种发展格局下，急需媒介为他们提供一种建立在新生活基础上的对于价值的引导，对于新生活方式的推荐，对于新的游戏规则的倡导。因此在这样的基点上统合我们的内容，决定我们说什么不说什么，以什么方式说，以什么结构说，这样一个在系统的价值观念、系统的生活方式引领下的内容系统化的把握，它为社会提供的就是两个层面的价值服务。一个层面是具体的内容的信息的服务和知识的帮助，另外一方面，它卖的是立场，卖的是态度，卖的是生活方式，卖的是一种新的具有整合意义的价值理念，这就是在内容产业里面所要发生的一种竞争的基本面向。

    2．战略资源整合力。

    如前所述，报业生产价值链条不断拉长，利润遭遇多方切分，对于报业组织来说是一大挑战，同时也提供了与外部资源嫁接对报纸功能进行提升的历史机遇和品牌延伸的广阔天地，策划得当，完全可以把利润蛋糕共同做大。

    这就需要我们从战略高度上对报纸的版面资源、读者资源、广告资源、社会网络资源和长期积累的品牌公信力资源进行统合经营。

    以某报的一次采编广告统合策划为例：2005年，北京房地产业迈入了市场化的第15个年头，该报推出大型活动——2005北京房地产15年，活动内容涉及深度新闻报道、业界及相关机构研讨会以及评选活动。活动从7月到9月，联合专家、业界人士、消费者进行关于北京房地产15年的持续探讨；房地产新闻部全面、深入解读北京房地产15年发展面面观；丰富的读者互动活动，精心设计征集回顾展、征文、短信大赛等活动，充分调动广大民众的参与热情，形成全民参与风潮；整合传播网络：电台、电视台、报纸、网络，各大主流媒体编织立体传播渠道；新闻报道、广告宣传、地面推广、发行促销，形成多维宣传网络。

    版面资源开发在这里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广告载体或新闻载体的层面，而是将两者融合交织，并且为更深层的后续活动铺叙造势。“追溯15年来北京房地产风雨历程，追寻房地产政策演变轨迹，历数北京房地产名优产品，盘点风云人物与事件，挖掘地产文化内蕴，探索房地产品牌之路，描绘新北京房地产发展愿景”，这种全景式的扫描与勾勒呈现出很强的内在相关度；在切入点的选择上，“民生视角，产业经纬”，很好把握住了读者关注点与广告贡献度之间的平衡关系，版面内容与广告有机融合。同时，以报纸品牌和影响力整合为支点，以多层次、多角度的商家、读者互动共振为形式，将线上广告和线下广告有机结合，着力于开发行业性广告资源，树立行业标准评介的话语权。

    战略资源整合力事实上涉及到报纸赢利模式上的两大突破：

    一是突破传统报纸发行的局限性，在“它介质”形态中求得自己的延伸发展。利用品牌和内容资源库优势，以数字化内容介入不同传播介质形式进行社会表达，使报纸内容有效覆盖本埠发行和纸质发行未曾到达的人群，来让自己的内容价值和影响力价值充分实现。二是利用自身的品牌和渠道优势向“它行业”进入和延伸，行业广告资源开发与自身媒介品牌推广互为助力，一箭双雕。

    3.制度资源整合力。

    在当今中国尤其是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里边，事实上最大的资源就是体制资源。体制资源的释放，还有非常大的空间。中国的传媒业改革走的是一种“增量改革”的路径，时至今日，所有可以边缘解决的问题都已经解决殆尽，逐渐触及传媒改革的“深水区”，要调整的正是深层利益，需要有“小步快走，大道不直”的智慧。应该认识到，现行的很多政策都有过渡性、中间性、转换性的特点，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具体的步伐与节奏是处在不断调整中的，从这种调整中寻找机会和资源，也是传媒竞争力比拼的一个重要方面。

    应该说，中国的传媒业正在酝酿着重大的发展和突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切困难和痛苦，事实上都是新生命降临前的一种阵痛。像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人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只要我们善于用我们的智慧，我们将会迎来传媒业发展的明天。（作者：喻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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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演讲精彩观点

    ——主流媒体的说法，是从西方借用来的，西方的主流媒体是与主流阶层相关联的，也就是与中产阶级相关联的。事实上中国的主流阶层还没成长起来，我们这里所说的新主流媒体与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媒体有很大的差异。

    ——现在的媒体竞争，从经营的角度看，是比谁活得更长。国内媒体经营品种的单一，经营收益微利化，增长已达到相对极限，影响到了媒体的功能发挥的主动性，新一轮的竞争需要媒体经营模式的转换。

    ——我们过去的媒体像山大王一样，靠得的一种渠道霸权，因为那时的渠道是稀缺的。

    北京青年报报业集团去年创办的《法制晚报》，找到了一个相对容易进入的市场，因为此前北京的晚报市场上只有《北京晚报》一家，当然，它也采取了一些手法，比如，每周给每个报摊主20元钱，让他们放他们的叫卖录音；还加大了在四环路以外的发行力度，因这里是《北京晚报》覆盖不太好的地区，他们就在每个婚姻登记处给每一对结婚的新人赠阅一个季度的报纸，争取这些新成立的家庭的订户。现在《法制晚报》的发行量已位居北京第三。

    年初《北京广播电视报》在二环路内免费发放，一下子取得了240万份的发行量，以后又通过填写读报联系卡，进行了一下筛选，将免费发放的数量稳定在了180万份左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因为它用不大的成本一下子就实现了北京地区发行量第一的目标，而这是用其他的任何办法都不可能奏效的，并且，它通过建立读报联系卡，建立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数据库，为以后的经营打下了基础。现在，它的整版广告的刊例价是 80万元。它说它能让读者看一星期。

    ——诉求单一、专门化，已经成为媒体内容经营的一个战略，就像图钉对地面的压强比坦克大一样。

    ——1999年，美国《电视指南》杂志进行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就是让读者自己说出电视和电影的区别，收到了几万份回答，他们选中了一个小孩子的回答，这个小孩的答案是：电视是电视里边的人跟我说话，电影是电影里边的人跟电影里边的人说话。专家又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解读，说电视是沟通的艺术，电影是表现的艺术。

    ——双通道传播:理性传播＋情感传播

犹太人有句格言：钱包离心的距离永远比离脑的距离要近。

逻辑只能产生判断，动心才能产生行动。

    《华尔街日报》是最擅长用双通道传播的，它有一句名言，就是说， 1000万人的死亡只是一个数字，而一个人的死亡却是一场悲剧。比如，对失业率的报道，典型的《华尔街日报》式报道是这样的，开头是，约翰先生家里乱透了，桌子上放着银行催收房款的账单，他家已有两个月没交房钱了，如果再不交，房子就要被质押了；孩子在一旁暗自流泪，因没交学费，他不能再去上学了，也不能再和学校的小伙伴们玩了；妻子在另一个房间里暧昧地打电话，估计是变心了……然后，话锋一转，它会说，像约翰先生这样的家庭在过去的一周里又增加了多少，这是联邦政府最新公布的失业率数据。最后，还要再回到约翰先生这里，约翰先生喃喃自语：今晚在哪里睡觉还不知道呢。

    ——一个人眼里若能发出X光，当然战斗力强，但负责任的人就会不敢乱看，怕伤及无辜。媒体的批评报道也与这类似。

    ——打造的报道模式越多，自由度就越大。没有不可报道的资讯，只有还不适当的报道模式。

    ——媒体的品牌延伸，适合进入对媒体核心竞争力有依赖的行业，如广告依赖度高的行业，一是技术含量高的行业，需要做广告进行说明；一是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如饮料等，主要是由广告树立起品牌。

    ——8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家庭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我说男人都是政客，女人都是政治家。男人只关注细节，而女人只关注大事，男人在这方面缺少大智慧。

    论坛交流

    问：当前的报纸竞争很激烈，但还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却没有人开发，这就是农村市场。请问喻教授，你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答：从世界报纸发展的历史来看，报纸是城市化的产物。当然，在目前，也并不是所有的报纸都不可以进入农村市场，有的可以进入并且已经进入了。一般来说，报纸在农村地区的发行成本必然加大，广告回报必然减少。其实，电视更适合进入农村市场，它在农村的发展空间要比印刷媒体大得多。农村需要实用性强的印刷媒体，如各种实用读本之类的，农村的读者不关心都市里瞬息万变的一些信息。所以，在农村办报要追求发行回报，就是说，通过卖报纸本身就能赚钱。

    问:请问媒体如何做到对主流资讯报道的平衡？

    答:主流资讯就是有利益冲突的资讯，有些冲突和矛盾很难一时看清，这时就需要平衡。我有一个同学在新华视点做负责人，他说他有困惑，比如，有一篇报道是批评一个地方干部的问题，但他不敢签字，因为他是当地一位比较好的干部，如果因一件小事让他干不成了，那也是一个损失。《焦点访谈》有一次报道了一个地方官讲风水的情况，我看了以后当时就说他们偏听偏信，整个报道中没有被批评者的发言。后来调查结果证实，这是当地的派系斗争的结果，我们的媒体是被其中的一方利用了，这是很不应该的，这就是没有掌握好平衡的后果。如果是西方的媒体报道这件事，他们总会找来一个对立面的信息，总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报道一件事实。西方的媒体不讲究真实性，它们讲求客观性，只要有两个以上的消息来源支持这一事实，它们就认为可以报道，如果是单一性的消息来源，他们在报道的最后总是要提醒“这是未经证实的报道”。因为我们面对的情况太复杂，平衡是一个必要的报道手法。（作者：喻国明/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研究所所长/本文刊发于《青年记者》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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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网-新京报，【超级女声】一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动

 

新京报：有人说超级女声把观众“撕裂”了：有人喜欢得如痴如狂，有人大骂恶俗；有人做“玉米”，有人做“荔枝”。为什么公众对一档娱乐节目的看法，差别这么大？

喻国明：因为超女打破了社会的常态，只有打破常态的东西才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赞成也好，反对也好，痴迷也好，声嘶力竭地大骂也好，都是因为超级女声跟现存的规则或者内涵有很大的反差。

 

新京报：据统计，超级女声收视份额创下国内第一，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次由地方媒体占据首位。超级女声为什么能在全国弄出这么大动静？一个地方媒体凭借什么战胜了中央媒体？

喻国明：两个突出点：一个是它打破了原有选秀的规则和程序，过去选秀一定要问你的出身、你的经历、你的专业资格认证，而这一次，海选的整个过程不问出身，不问来由，只要愿意，谁都有机会参与。还有就是对现有审美规则的打破：过去是欣赏式的审美、庙堂式的文化，现在是参与式的；过去是以单一的艺术标准来判断演员好不好，而现在关键不再是选出的这个人才艺到底有多高，或者说是不是绝对的高，而是这个人表现出来的综合的吸引大家的能力———多大程度上能引起争议，引起关注，成为了她能留下来的理由。

喻国明：第二就是它特别善于用商业化的方式造势，来把它做成一项社会运动，把节目做成节目外的一场社会风尚、社会风潮。这跟媒介的市场化操作有关。

    比如赛程设置循环反复的漫长过程，把赛程弄长了以后，就有了累积效应，而累积效应是媒体商业化过程中非常需要的东西，因为他可以累积关注，累积人们的忠诚度，累积粉丝。就像看连续剧一样。

    再比如短信，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收入手段，但实际上并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更重要的效应是，凡是投票的人都会以很高的忠实度去追随它，短信互动实际上是栏目跟观众关系的培养，有了培养，观众就会有保障，收视率就有保障，商业价值就有保障。

还有评委的评语，它完全可以做得更温和一点，更规范化一点，但为什么让评委的评语要有个性呢？就是为了制造话语，制造争论空间，而这样一种制造本身就能引起更多的关注。对于造势的人来说，不管你赞成不赞成，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只要引起波澜，引起争议，而且总的效果来说还不至于完全否定，它的目的就达到了。

 

新京报：有评论认为中国人把选举的热情，都用在超级女声身上了。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喻国明：不能完全等同。但毕竟中国能够实际的完全用投票的方式进行选择，机会是比较少的。而中国人现在又接受了具有普适价值的游戏规则，像民主呀，平等呀。有了这种基本理念，总要通过某种方式释放出来，体现到生活里面。而超级女声的游戏规则设置里面，有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而且是相对透明的游戏规则，使人们对自己的投票结果有自信。

 

新京报：有这样一场争论：一方坚持超级女声能促进公民社会的兴起，一方认为超级女声只是一场游戏。你持什么观点？

    喻国明：它确实开启了一个先声。过去我们的老百姓都是非常被动的，非常听吆喝的状态，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独立的主张和自己行为的独立判断空间。而这一次游戏规则的改变触动了人们深层次的价值渴望———我也是个人，我需要有我自己价值表现的空间，我也要参与社会的表达。尽管这种表达层面是不一样的，但文艺这样一种层次，按照马克思的话说，“她是最具有本能的反应社会诉求的一种性质或者是征兆”。

新京报：超级女声进程中，出现了粉丝联名“罢免评委”事件。有评论认为这将起到民主启蒙作用。你是否赞成这个观点？

喻国明：这都是一些民主参与的萌芽吧，因为评委在这样的游戏规则当中是权力的行使者，当权力行使者不能代表民意的时候，人们可能就对权力行使产生质疑。因为被留下的女生应该体现大家的某种审美和期待，但如果你不按照大家的游戏规则行事时，大家就会通过某种方式对你进行谴责，对你产生某种压力。当然，这只是在娱乐性游戏规则里面，但这种东西如果具有相仿性的话，也在社会其他领域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来，当然体现了社会成长。

 

新京报：超级女声的批评中，声音最高的，就是低俗，缺乏社会责任感。而且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只要你热，就有人大骂你低俗、恶俗、格调不高，比如前几年被骂的“四大俗”。怎么看待一个娱乐节目、文化现象应该承载的社会责任？怎么看待“低俗说”？

喻国明：我觉得中国社会还缺少世俗化的过程。过去我们是一个所谓很高雅的社会，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纯粹追求最高理想，每个人都要做圣人，这样的东西实际上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塑造成一种类型，一种价值取向，一种文化状态的人，这不是和谐社会应该追求的所谓和而不同的社会。如果硬要不同的社会状态趋同，这实际上是对人性、人的本能、人的价值的最大侮蔑，这是最不人性的，最不道德的，最反动的，这是比那种庸俗化更值得谴责的事情！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被有些人斥之为庸俗的东西，历史证明，总有一些时期一些流行的、一些实际上被证明是精品的东西，一开始的时候都被视为是下流的、不安全的、庸俗的。事实上，包括像李谷一当年唱的三峡的传说，现在听起来太正经了！

根本没什么东西！可当时就成了很敏感的一种唱法，现在想起来就很可笑。超级女声可能打破了人们某种传统的欣赏习惯和参与的游戏规则，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好的东西，不要用我们自己偏狭的没有改变的价值观念，去判辨一个新生事物。

 

新京报：总的来看，你觉得超级女声成功吗？

喻国明：我觉得是成功的，它被这么多人关注本身就是成功的一个标志，而且迄今为止，它对中国的文化发展本身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多人说的堕落化的，超级女声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前景，非常有生命力的文化的萌芽，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事物。

 

新京报：放在时代背景下看，能不能给超级女声一个概括性的评价？

喻国明：超级女声至少是近年来社会文化领域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标志性现象，它标志着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的打破———精英文化是惟一的，而大众文化是兼容并存的，所以这是游戏规则的深刻改变，我们要适应这样一个改变。

在大众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用兼容的、宽容的态度去对待一些文化现象。当然主张积极的文化批评，但绝不是用行政权力，或者扣帽子的方式来对待大众文化。就像我们要尊重批评者的意见一样，批评者也要尊重我们的审美，我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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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刚才听您说关于现在媒介的竞争进入了三个价格层面的竞争，刚才您谈到最后一种竞争是符号的竞争，我想问一下，目前您觉得在中国有没有这样一个媒体已经达到对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的影响？

 

喻国明：应该说有这样的媒体在这方面开始有比较自觉的意识。比如从消费类的杂志来说做的成功的相对多一些，当然文化含量相对弱一些，比如时尚杂志，实际上给人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时尚资讯或者说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资讯的指导，实际上教会人们一种生活方式，在这方面，在消费文化的方面，应该说像时尚杂志为代表的杂志，应该说已经开始做得比较自觉。

 

在时政社会里面，我觉得《南方周末》等有几家杂志，比如《南方窗》、三联生活周刊、上海的新民周刊等等已经有这方面的取向，更大的程度上已经开始比较自觉地扮演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的倡导着。比如《南方周末》向锡主政的，我们的读者定位和过去的读者定位不一样，过去的读者定位都是地域性的，比如地方性的媒介，还有业源式的，比如专业性、行业性媒介。《南方周末》的市场定位应该是精神源，也就是说定位自己的读者是所有关心中国社会发展，对中国社会发展保持一分热忱，保持一分责任感的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文化程度高低，无论什么职位，只要有热情的人，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要为他们的社会判断、认知决策提供知识、信息资源。《南方周末》这样的表示是比较自觉的，至少在这方面是朝着这样的方向走，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

 

提问：如果给您提供一个平台，让您做一个某平面媒体的老总，您选择做哪一类的媒体做老总？是财经还是时尚的。第二个问题，如果给您提供一个平台，并附以相关的环境，您是否有心新在几年内做到您所设计的状态？

 

喻国明：要做好一个媒介，我始终认为三方面的因素是最主要的，第一就是你所定位的领域，这样一个方面是否有市场发展的空间，如果没有市场发展的空间，如果是一块青石板，无论如何，多智慧、多聪明也无法做出丰硕的媒介大树，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市场的可能性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对市场可能性的科学、可靠、精确的认识和相关的设计，市场线路的设计，市场战略和市场战术之间的设计，这方面我们多少有一点点经验，但是应该说也是非常有限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执行团队本身政治、体制上的人员素养的可能性，这种执行能力、操作能力也是完成一个市场行为最为重要的。这三个环节合为一体，天时地利人和都合适了，你的市场形式就可能达到相应的环节，我最多只是在其中一个领域里有一点点的经验，让我做一个媒介的老总，估计给我多少钱我都得赔掉，因为我不是一个能够善于操作、执行团队的领军人物。我们当自由的知识分子当惯了以后，跟人打交道的能力、管理的能力比较弱，我们最多只能对市场的可能性、市场的分析有一点所长，我还是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的。谢谢。

 

提问：刚才您提到三个价值层面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在目前各级党报当中，表面看价值都体现到了，您能不能进一步分析一下是体现到了吗？

 

喻国明：各级党报在哪个价值层面上都有问题，有用性方面，应该说大量充实的是一些无用信息。今天我上午在一次会议上跟《人民日报》的一位中高层领导坐在一起，他有一个问题，《人民日报》上边也有一些信息，一旦通过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传出去，能引起极大的关注。但是很少有人说我是从《人民日报》上看到的，很奇怪，我说不怪，《人民日报》确实是很优秀的报纸，里面有优秀的、一流的新闻工作者做事情，但是《人民日报》现有的体制、现有的内容结构本身很难使这种价值体现出来，甚至这种刻板成见可能成为它跟人们交流的一种障碍。有人开玩笑说，看到《人民日报》的报头就有一种阅读的心理障碍，看第一版就不想看第二版，连打开报纸的欲望都没有，当然这种话说得极端，也许是成为一种障碍的东西。因为，会有很多东西跟今天的社会心理、社会文化不接轨。当然我们说，它在每一个层面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一点不应该抹杀。

 

确实在南丹事件的评论当中，评当时好的新闻当中，把当时对假如媒介缺席这样一篇评论，在当时我们认为是非常优秀的文章，我们认为《人民日报》到现在为止还是中国最优秀的报纸，只是受到传统体制的束缚太深，影响他的价值体现。

 

提问：讲到媒体渠道资源的浪费、内容的贫乏、经营手段的不利，我想问从电视媒体行政区域划分浪费的现象是不是像专业化电视频道过渡是一个方向？

 

喻国明：现在中国电视的营销模式最大的问题，当然包括其它的媒体，最大的问题就是单一化，对于某一种盈利模式的依赖程度太大，整体的电视媒介对广告的依赖程度太高，像开录电视的依赖程度太高，实际上电视的盈利模式有很多种，一种是收费的模式，一种是开录的、免费的模式，我们中国走的是开录的模式。中国走这么多年达到透明的天花板。目前的格局下，电视上面能够达到经营回报大概就是这么多，无非是中央电视台靠全方位的体制扩张，它获得的越多，省级电视台、地方电视台获得的越少。之所以地方电视台有很大的经营压力，就在于中央电视台当仁不让和全方位的扩张，过去靠新闻吃饭，现在靠电视剧吃饭，因此对地方电视台的压力是深厚的。个性化的发展，在开录电视里最多只能作为一个特色，而不能作为一种办台的基本的，也就是说在开路电视这个市场上，如果要系分市场，一定是死路一条。因为开录电视靠广告经营计算的千人到达成本，任何数量最大化的诉求都是会使自己自觉于市场，而实际的专业化平台一定是建立在数字平台、收费电视的基础上，没有收费电视的模式，专业化的频道不可能非常好地成长起来，这就是我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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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介多元化发展角度来说，我认为对中国媒介而言，相关多元化的发展是比较的现实可行的，不相关多元化发展，以这种利润最大化的选择作为自己的选择对象，风险太高了。我们中国媒介目前的经验，目前的实力不适合做这种不相关的多元化，更现实可操作的是相关多元化。所谓相关多元化有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往哪些行业渗透，往哪些行业做价值链条的延伸，要依据我们媒介行业自身的某种固有优势，这样的优势就是品牌做到优势，因此我有一个基本的经验或者说判断，就是哪个行业做广告做的最厉害，哪个行业对于广告的依赖程度最大，实际上这个行业正是媒介行业比较适合进入的行业。因为媒介行业进入到这个行业里边去，我们有强大的造势能力，品牌的做到能力，强大的后盾，靠广告支撑、品牌支撑的行业，之所以会这样，而不是另外的样子，就因为它的技术平台本身没有社会差异，社会差异度比较小，所以需要靠品牌。其实东西本身没有太大的差异，技术本身没有太多的门槛，而品牌本身、信誉本身可能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些行业是最适合于媒介在进行多元化发展时候进入的行业，这是一个判断部分。是否可以进入一个比较直观的，他对广告的依赖程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媒介业所需要注意的一个制高点，就是对于终端客户的营销这方面一个基本的判断。

 

另外一方面，内容生产。内容生产实际上也是未来传媒竞争的一个制高点，有这么多的渠道就需要有更多的内容去填充，而这样一种内容绝不是过去简单的同质重复、大量的冗余信息、大量的重复信息，这样的情况已经会成为一种过去的历史。我们曾经有一度全国上星台，18个电视台同时播放一个电视剧，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一种渠道的浪费。以后要极力避免这种情况。谁能够掌握原创的、有个性的，而且是有自己核心价值的这样一种内容生产，谁就能够占领未来传媒竞争的制高点。我们从国际传媒的竞争角度，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前一段索尼公司跟时代华纳争斗美国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之一的美高美公司，实际他想把这种具有原创意义的生产能力的文化企业归属在自己的旗下，这对于媒介产业未来的竞争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媒介的内容生产而言，同样也是有一个竞争重点的转移，过去我们竞争的是报道事实、报道资讯，但是渠道过剩的时代，这样的仅仅报道有限的、为社会所共享的资讯、共享的事实、共享的信息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你就会成为大量的同质重复信息当中的一支，被社会选择的可能性一定是在下降。因此，经营重点是要能够张显自己个性的经营点，能够张显自己未来多样性的重点，他就变成了事实之上和公共信息之上的附加值经营。也就是说，就跟媒介的这种终端营销一样，在内容生产方面，实际上也是到了附加价值的竞争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所有公共信息和事实信息，他的共享能力更高。垄断某类信息，垄断某类事实，虽然还有社会的惯性，但是越来越成为过去，这种公共事实、公共信息的共享程度会越来越高，在共享程度提高的情况下，谁能够打造出更多的附加价值，谁就能够成为有价值的、人们必然选择的对象。

 

美国媒介本身已经创造出这方面的经验，这方面的做法。由过去咨询创造价值，现在观念创造价值，思想创造价值，判断创造价值，这样一些口号的提出，从业务操作角度来说，媒介业已经创造出加宽、加戏、加厚等等这样处理事实资讯的做法，加宽就是为中心事实，焦点事实提供一个有联系的相关事实的参照系。以便在这种参照系当中使人们更好读解更多的中心事实、中心信息。所谓加戏就是使那些最具有人们关注点的信息、事实能够得以放大，在比例观感方面给人以更强的视觉冲击和信息的提供。所谓加厚就是人们要求媒介不但提供事实判断，也要提供价值判断。顺便说一下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个性化的时代，信息极其的丰富，人们生活方式也开始多元化，在这样一种选择多样化、信息多样化、外界环境丰富化的时代，我们看到这种丰富性，实际蕴含着另外一种极其强烈的社会需求，这种强烈的社会需求就是人们需要指导，人们需要有序化的一种资讯安排的努力。为什么？因为对于那些没有这样一种辨别和选择能力的人而言，丰富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混乱，需要社会的专门机构、专门组织、专业人士排出一个顺序，给他一个比较清晰的、比较有序化的事件，这同样是一个信息丰富化、生活方式丰富化时代的一种强烈的社会要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么多排行榜，能够看到这么多的这样一种排列顺序这样一种努力，这都是这样一种表现。

 

对于内容的增值服务，附加服务的经营，实际对我们认为，这种加宽、加戏、加厚仅仅是基于媒介操作经验的一种探索和实验，为了更加全面的来探索内容生产的增值空间，有必要对于内容产品这样一种价值层面要有一种全方位的把握。而我们的观点是内容生产、内容产品就价值面而言，一般包含着三个基本的价值面。第一个价值面就是它的使用价值，第二个价值面就是它的交换价值，第三个价值面就是它的符号价值，它也意味着媒介在内容的生产和内容的竞争方面实际上就是围绕着这三个基本的价值面展开的竞争。具体地说，使用价值表现为内容的有用性，我们媒介产业的同仁们已经非常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刚一进入市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会非常不自觉地说我们要使市场欢迎我们，爱看我们的内容，获得市场的选择，人们常常强调的是可读性，要把一个内容编的好看、好玩、有趣，但通过市场实践人们会发现好看、好玩、有趣的东西并不是为人们必然选择的东西，而恰恰是那些看起来好象不那么好玩，但是跟人们的生产、生活、生存发展有紧密联系的那些信息，反而是对于受众的注意力、对受众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比如有一项调查很让做媒介的同事感到意外或者惊讶，这当然是指多少年以前了，有很多内容我们的媒介同志是精心打造，精心策划，但是从读者调查，观众调查角度来说，他的收视率、阅读率常常是比较低的，低到让人们觉得很难看的程度，而有一些内容，比如天气预报，它的形式、它的文字可以说粗糙到了不能再粗糙的程度，但是它的阅读率、它的收视率却始终是高居前几位的。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形式上的一种好看和精彩是次要的，它是可看、可不看的。但是如果这个信息跟人们的社会利益、社会关系、社会观念有某种现实而直接联系的时候，这种信息就是人们必看、必读、必视、必听，把这样一种性质概括为信息的有用性。我觉得中国媒介这样一种操作者和实践者应该说认识是相当清晰了。

 

第二个层面的竞争实际就是交换价值的竞争，而所谓交换价值的竞争，它的竞争重点就是内容产品的可用性，在众多的有用这样一种内容的竞争当中，哪些内容会被人们首先地选择，必然地选择，其实除了他的有用性作为他的基础之外，还有他的可用性，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竞争，非常重要的一种素质。就像在我们中国人的食物链当中并不缺少钙这样一种有用的成分，为什么中国人普遍缺钙？是因为中国人现实的一种消化系统当中对于钙缺少一种可利用的消化能力。因此，补钙的关键在于提高这种钙质在食物链当中被人们吸收的可用性，我们的信息也是同样的。有大量的信息虽然对人们有某种潜在的这样一种有用性，但是是否能够为人们实际的可用？实际的吸收，实际的占有，实际上他考验着我们媒介工作者的能力、专业能力、专业素质。

 

媒介的同志经常讲我们要成为专业的记者，专业的编辑，但是这方面常常是有认识上的误区。他所理解的专业常常是某一个领域的专业，比如说财经记者一定要成为财经学者，我如果作为一个财经编辑、财经记者，做到一定层次，我应该能够跟现在经济学的大家展开一种辩论，展开一种学术讨论，这才是成为专业记者、专业编辑？错了。我认为媒介所谓的专业是指沟通专业，对于媒介工作者而言，最大的专业能力、专业素质表现为你的专业能力、沟通能力，你能不能把那些少数人能够听得懂的方言变成大众能够听得懂的普通话，这种能力决定你的专业能力，决定你的专业工作效率。这一点实际上是媒介在这个层面里竞争的非常重要的，这点竞争最近两三年在媒介竞争当中表现非常突出。

 

很多这种信息实际是要为我们特定的目标受众来量身定制。一般有用性指的范围是宽泛的，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这个媒介为哪些人在打造相关的内容产品，我们一定要使用听得懂的，而且是他们有兴趣阅听的一些素材，为他们量身定制，提供给他们有效的、有用这样一种服务，这是一种专业的敏感、专业的把握和专业的制度。这方面实际是有很多例证可以进行分析。比如北京经济适用房，大家有相当的期望，尤其中低收入阶层，因为北京的房价特别高，如果根据北京市政府的一个数字说，今年北京市政府安排建设5000万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你把这个新闻报出去，你说数字准不准确，应该说准确，也很客观。但是他是否为我们的听众、观众、读者能够实际消化和完全占有这种咨询呢？应该说这方面是有缺陷的。如果你能够转移成标准的两居或者三居住房，你说这相当于标准的两居或者三居住房50万套，这样人们对这个数字的理解就更加深刻了。

 

更加复杂一点的例子，国庆50周年的时候，国庆办公室播发了国庆50周年口号，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很抽象的政治口号，它在沟通方面的能力很弱，很多媒介按照政治要求都照转照发了，但是它的效果并不理。有一家媒介我认为做的是比较好的，他把国庆50周年的口号和国庆一周年，1950年，国庆十周年，1959年的口号，国庆20周年，1969年的口号，国庆30周年，这样的口号都一起排列，让人们了解建国初期喊的什么口号，大跃进时期喊的什么口号，文革时期人们喊的什么口号，小平主政时期喊的什么口号，同时通过他的分析，人们可以从枯燥的政治口号演变消长当中看到中国50年走过的脉络，把枯燥的难以理解的政治口号翻译成人们理解大众普通化的一种很好的尝试。类似这种东西实际很多。我们的专业翻译人员，比如数字很抽象，人大新闻学的课堂当中，我们教写作课的老师经常说一篇新闻最多不能用三个以上的数字，因为数字太枯燥，太抽象，你用数字用多了，人们就没有感觉了，人们就不知所云了，就会影响阅读新的这种掌握和开感。

 

任何事都是有例外，就看你专业能力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普立特新闻奖”有一个记者写揭露美国国会议员通过某一个国会预算案这样一篇新闻报道，当中他一共使用40几个数字，而这40几个数字让人们读来一点不枯燥，而且是栩栩如生，嘻笑怒骂，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都是成对出现的。当美国国会议员一个政策提出一个数字的时候，他马上附以一个权威数字，这个权威的数字可以映衬说，你这个人是有偏见，你这个人无知，你这个人偏见，只站在小集团利益说话，把资产阶级政客丑恶、愚蠢、无知的嘴脸通过成组的数字呈现，使他们的嘴脸得到极好的描述，这时候这个数字就不是枯燥的，而变得栩栩如生，变得有表情，变得会说话，这就是人们的专业理念敏锐的体现。像歌德巴赫猜想，费马大利率，数学很抽象的难题，你能够写得让人们读起来引人入胜吗？我有一个儿子在上中学，人大附中是以教数学见长，有一天他碰一个小册子，吃饭都不爱吃，看到晚上十一点睡觉，这本书的题目叫什么？数书名就叫费马大利率，我觉得一个初二的学生要看这么难的一个数学命题的小册子，居然能看得如此有兴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得要研究一下。等他睡下了以后我拿起这本书，我翻第一页开始往下看，一直看到两点半看完这本书，确实能够让你一口气看完，而且看得你惊心动魄，引人入胜。为什么？这样一本书不但写了一个数学难题攻克的过程，同时也写了人的命运、人的性格、人的智慧、社会的风俗化，后来我说这样一个小册子写的好，到底哪个科普作家协的，我一看很吃惊地发现，是我们同行写的，这个作者是BBC的一个科学记者，这本书在我们中国是有中文本的，大家有兴趣可以翻一下，确实写得非常好。这就是一种翻译能力，能够把一个很抽象的东西翻译成大家都能够感兴趣的普通话，这就是我们记者，这就是我们媒介的翻译能力、转译能力和专业能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交换价值的竞争，实际考验的是为我们目标对象量身定制的专业能力。

 

第三个内容竞争的重点就是所谓的符号价格竞争。所谓符号价格的竞争就是媒介应该成为某一类社会成员的文化旗帜，成为他们的精神归宿，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指导者和文化范围的倡导者。什么叫符号价值？符号价值讲的媒介的文化属性，而这样一种文化实际指得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把人分成不同群落文明的东西，这就是文化。媒介竞争的最高层面就是符号价值竞争，媒介应该成为某类社会成员的文化旗帜，成为他们的精神归宿。前两类价值竞争只是一个点一个点的信息，强调它的有用性和可用性，而文化价值的竞争是从更高的总体上边去把握一种生活方式，把握一种游戏规则，把握一种价值的体系，通过这种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总体把握，通过社会生活方面点点滴滴的事件信息知识做举例，辅导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去形成一种社会游戏规则，这就是文化竞争的这种意义所在。它对人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信息的影响，而是一种整体上对于生活方式，对于价值理念的影响，他对于人影响的深刻性，对于人社会认知、社会行为、社会角色、社会判断打上的媒介烙印要更深刻的多。这正符合渠道过剩时代我们影响力的竞争，开始从影响面的竞争提升到影响力度、影响深度这种趋势性转变的要求，也就是说对这种文化符号媒介，他可能在影响的规模方面，并不是最大化。但是他对影响的自己，收拢到自己旗下受众的影响深刻程度却是非常深刻的。这样的媒介价值，应该说比简简单单强调那种影响面的规模数量的媒介，它的社会价值更大，因为他对人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的影响更大，无论对政治宣传者而言，还是广告宣传者而言，他的价值作为一个载体的价值更大，因为他能够更大程度上影响人的社会生活方式。

 

中国现在正是缺少这样的媒介，这样的竞争才刚刚开始，中国在“五四”时期以后就打破了儒教的道德信仰，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共产主义乌托邦，今天的中国人非常缺少共同的价值认同，共同的文化认同的一群人，比较物欲化，比较快餐化，比较讲究及时回报，及时行乐这样一种彻底唯物主义，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者这样一种面目，应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情况，随着人们支配物质能力的提升，会使我们社会生活比较穷而诈富的庸俗化，就像我们一个手机短信里所强调的，描述的那种穷人诈富的心里。那种状态，像我们现在城市建设经常有高楼大厦来确证自己的富裕，确证自己的资源，其实这正是对自己不自信的一种现实的描述。手机短信里讲穷人变富之后，如果没有文化的约束，会成为一种很可笑、很愚蠢的样子，比如买豆浆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买宝马买两辆，开一辆拖一辆，买别墅买两栋，自己住一栋给保姆一栋，这样也挺好的，这对于个人消费而言，最多只是愚蠢，对国家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胡锦涛提出我们国家现在逐渐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但是中国人缺少大国民的素质和大国民的意识和观点，这一点强调的非常正确，我们不习惯于用大国的这样一种态度、眼光、心态面对世界。因此，我们表现出极端的民族主义的狂热，那种坏人诈富的心态也有体现，这对中国的崛起而言是一种负面的影响，应该需要做更多的文化培养。当然培养一代贵族需要三代的时间，但是这样的任务必须从现代抓起。媒介在承担文化的传承、重建方面富有特别重要的任务，谁能在这方面做更多的贡献，谁就能成为未来社会最有力的领导者，这就是对内容的三种层面的基本的看法。所有的内容竞争都是在这三方面的竞争，如果对这三个价值层面的认识是全面、清晰的，展开自己的市场竞争就会比较自觉，果在这方面不是很自觉，我们可能只能在经验的摸索中前进，有可能走对路，但是也有可能走弯路。对今天的传媒而言，把握传媒的制高点是很重要的。

 

我今天的发言只是做简单的诠释，未必很全面，只是供大家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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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l        传媒产业基本的三个环节是内容的生产和提供，渠道的管理和控制以及终端客户的研究和把握，或者叫终端营销。

l        过去十多年的传媒产业获得竞争优势、发展空间的重点是渠道的建设和掌控，重在获得“渠道霸权”。媒介掌握着少数的、稀缺的通达社会、通达市场传播的通道。谁有“霸权”，谁就有社会影响力、有市场价值。同样监管体制也重在渠道的掌控，重在管理控制渠道的规模总量结构方面。

l        中国传媒业未来转型和竞争两大基本制高点会逐渐转移到两端，一是内容生产和内容掌控，第二是终端客户营销。

l        同时要求媒介监管体系要有相应得变化或者转型。第一要由过去的总量的规模控制变为结构性的指导，也就是对媒介需求方面要有宏观的结构性研究，缺什么就要在政策上鼓励什么。第二从具体的内容干预到规则确定，因为对于内容的粗暴的行政干预从来都是对内容生产、对智力生产的伤害不尊重，很可笑、很无效的事情。

 

 

喻国明：中国传媒产业发展轨迹与前瞻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所所长、博导）

 

各位下午好，很高兴今天到这儿参加中国传媒论坛。今天的主题是“中国传媒产业发展大会”，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主题。事实上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发展的关键时期，大家注意到一个多月以前，《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很重要的社论，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紧要处就是这两三步，这确实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一个描述，同时也是对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一个描述。中国传媒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应该说确实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保持自己的方位感，保持自己对于发展格局、发展趋势的一种把握，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我们解决所有的技术性操作都起到一个根本性的支撑作用。

 

从传媒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如果把传媒产业基本的环节分解成三个环节，我们大致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内容的生产和提供，渠道的管理和控制以及终端客户的研究和把握，或者叫终端营销。这三个环节当中，我们过去传媒业的一个基本重点是放在中间环节，就是渠道掌控环节，而中国传媒业无论是宏观的管理控制也好，还是具体的经营操作也好，实际上过去十多年的传媒产业发展重点是在于对渠道的掌控方面。从市场角度来说，很多人并购我们传媒业的现状叫做渠道霸权，因为我们的媒介，我们的广播，我们的电视，我们的报纸掌握着少数的、稀缺的通达社会、通达市场传播的通道。由于这样一种霸权，我们拥有社会影响力，我们拥有市场价值。同样我们的管理体制也是重在对这样一个渠道的掌控，规模总量结构方面的一些管理控制。所有的体制政策的归结点都归结在对这样一个渠道的管理控制方面，这就是传媒业过去的一种基本发展状况。

 

最近这些情况正在发生一种深刻的变化，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其实我们已经感受非常深刻，渠道现在越来越过剩，这种过剩既是由于传媒产业自身的发展，更是由于传媒新技术的有限。从报业角度来说，尽管这几年报业的治理整顿确实在报纸的数量有所减少，当然数量不大。但是，实际上真正进入市场的报纸总数实际是在增加，也就是说进入市场的报刊竞争强度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愈演愈列的趋势，我们从北京的报业市场明显可以看出来。过去《北京青年报》在北京报业市场很孤独，没有直接的竞争对手，《新京报》出来之后，就使《北京青年报》有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尽管《新京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毕竟在《北京青年报》的竞争对手方面有了非常强劲而且有潜力的对手。过去《北京晚报》基本在下午出版，没有竞争对手，但是现在《北京青年报》办了《法制晚报》，尽管有它稚嫩的地方，但是它也有了竞争对手。现在所有的报刊，所有方面、所有环节都是全环节、全领域的竞争，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有某一家独享的空间，这还只是报刊方面的情况。

 

如果到广电，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几个月广电总局对于批准各个副省级以上的城市上星政策，骤然间开放。我们在三个月以前接到深圳电视台要上星的频道论证计划，深圳电视台有关的负责同志还千叮咛万嘱咐说，我们这个事情需要保密，悄悄地进行。但是到了两三个月之后的今天，这已经成了非常普遍的政策。也就是说，所有的上星台、上星的城市都可以申请上星，这就预示着未来也许大概再多增加四五十套上星的这样的电视节目，当然也有些城市看到上星频道本身的投入产出比可能未必像过去那样好。所以也有一些城市表示说，即使我有这样的资质，我也不一定愿意用上星的方式做大自己的传媒产业，因为上星台维持星费，按照目前的运作强度大概需要六千万，甚至更多。但是由于是在未来1％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的情况下，那么产出到底能有多大，能不能收回这样的投资，这都是我们渠道价值在日益的打折。通过掌控一个渠道，它的价值越来越低。因为有无数的可替代通道，可替代的媒介，可以承担同样这样一种职能。

 

据我们所知，明年我们国家还会发射一颗电视直播卫星，而这个电视直播卫星可以播出的频道数理论上应该是150套电视节目，而地面接收设备会有相对的开放。据说地面接收设备调制解调器，加一个小锅，市场售价大概300多块钱，这样一个基本的价格标准，是会很快被推广。

 

我们再看类似于楼宇电视、移动电视、宽带等等的视频技术，这样一下子把广电可能性的通道、等质等效通道的形式已经有了一个巨额的扩张，因此今天媒介业真正面临的过剩不是信息的过剩，实际上是渠道的过剩。这样一种渠道过剩是我们国家媒介产业发展的现阶段的一个突出特征，这就导致了整个媒介业发展的重点转移，竞争重点的转移，管理重点的转移，都由于这样一个现实而发生了。也就是说未来从传媒产业自身的发展角度来说，渠道以后会成为一个过剩的资源，而内容提供、内容掌控会成为未来竞争的制高点之一。另外一端是对于终端客户的营销，这种营销包括对终端客户精确的把握，全方位关系的一种建立，以及传媒产业价值链的一种延伸等等经营，也会成为未来传媒产业另外一个制高点。

 

传媒产业获得竞争优势、发展空间，过去我们的重点在渠道建设，未来会逐渐转移到两端，一是内容生产和内容掌控，第二是终端客户营销，这就是中国传媒业目前面临的转型两大基本制高点，竞争的制高点。对于我们国家宏观的媒介体制政策而言，这样一种转变要求我们的媒介管控体系要有这样一些变化或者转型。第一要由过去的这种规模控制，也就是说整个渠道是一种规模控制变为结构性的指导，也就是在哪些需求方面要有宏观的结构性研究，缺什么就要在政策上鼓励什么，也就是说从总量的规模控制到导向结构性的指导。第二从具体的内容干预到规则确定，因为对内容生产而言，我始终认为对于内容的粗暴的行政干预从来都是对内容生产、对智力生产的伤害不尊重，很可笑、很无效的事情。我们也看到，最近一段时期内有这样一种迹象，这实际还是由于我们的体制，对这样的变化认识不自觉所造成的一种政策后果，因为他看到了越来越丰富的多元化内容，他试图用过去传统方式来掌控这种内容，实际上它的社会效果、市场效果都是有目共睹的，需要在我们管理控制、内容的具体干预变为规格管理，实际一个好的规格管理能够更加有效使我们整个内容在既定、规定的范围内运行，又保持它的活力，保持它的丰富性。对于这种内容的具体粗暴的行政干预，实际从来它的效果都不好。现代文明对于内容生产从来都有这样的规律，如果说只允许所谓最优秀的内容存在，而不允许他不喜欢的内容存在，这种文化一定是一种非常严苛的文化，不是我们所追求的那种丰富的、多样性的文化。

 

政府角色，应该从重守土有责似的、保守的内联似的管理，转向重创新发展促进式的管理，过去传媒产业整体的宏观管理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倾向就是不要出事。但是这样一种处于守制状态的管理，应该说不适合目前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现状。因为，这样的一种管理使我们丧失了活力，丧失了创新的冲动，丧失了发展的纪律，而要抓住这样一个发展的机遇，要使我们媒介产业能够承担起社会发展赋予媒介业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政治责任和市场责任，就必须要鼓励创新，鼓励发展，我们的管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价值品牌必须有一种深刻的转型，从过去管府到现在管国，这是体制面的一种转变。

 

对于我们做媒介的人而言，应该说有两方面特别需要关注。第一就是对于终端客户的研究和把握，以便展开终端的精确营销和科学营销。两个多月以前，我曾经在沈阳参加了《辽宁日报》报业集团和沈阳师范学院合办的一个发行专业，这是在我们国家第一个出现的发行这方面的本科的专业，我认为这非常有眼光。过去我们在报刊发行方面所熟悉的是《华西都市报》所创立的敲门发行，发展到极致就是《华商报》的洗楼战术，特点就是资金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方式砸开市场，铺规模、铺数量，这样在媒介发展比较大的时候，跑马圈地的时候效果明显，今天这样一种洗楼战术，敲门发行，虽然还有效果，但是滥用或者说它的整体效果实际上在递减在下降。未来对于终端客户这样一种把握，一定要建立在高技术、高科技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就是说需要在数据库营销的基础之上，对终端客户要有精确的外科手术室的认识和掌控，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终端客户的营销效率才能高。

 

渠道过剩时代的一个基本要求，过去媒介业的基本盈利方式是主流盈利方式，主要是卖广告来获得自己的资金回报。媒介业无非是广告产业所需要的这样一种时段和版面，但是随着媒介业这样一种发展，随着渠道的日益过剩，这样一种光秃秃的版面、光秃秃的时段已经越来越贬值了。我们可以从报刊的经营方面看到过去非常优质的广告资源，比如说房地产广告是报纸最为优质的，最为优厚的资金回报的广告类别，到现在为止也有相当多的报刊已经在这方面失去了回报的优厚，它的利润日益在竞争当中摊薄。这种情况之下，当广告载体过剩的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的经营重点不是过去载体的经营，而是载体之上的附加值，延伸服务的经营。也就是说哪个媒介在提供版面、提供时段的时候，能够体能够提供附加服务、附加价值的话，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市场回报，如果你仅仅提供原始的初始这样一种基础性的版面，基础性时段的时候，你所获得的市场回报是越来越有限的，越来越贬值的，这已经为很多地方的媒介营销所证实。

 

我们可以看到，比如像《21世纪经济报道》在创刊的时候，在这方面有比较明确的认识，所以它提供的一种服务就是承诺在我是一张全国性发行的报纸，全国性发行的任何一个有分印点的地方，广告公司、广告主如果需要换上不同版面，不同的版本，我可以承诺给他换上不同的版本，这样就给了同一个广告主以更多丰富表现自己诉求的可能性。比如宝洁公司的报告，广州和哈尔滨，沿海和内地可以换成不同诉求的版本，这无疑给他提供了一种增值服务，这是非常简单的一种做法，更复杂一点的做法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提供更多的延伸服务，以便来增强本报的这样一种竞争力。

 

举一个例子，三年多以前我们曾经做过《羊城晚报》所属的《新快报》的调查和研究，《新快报》是作为《羊城晚报》主打广州市场，和《广州日报》竞争的报纸，但是同类竞争方式来跟《广州日报》进行竞争的时候，效果应该说是不明显的，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差的。因为《广州日报》在广州市场上已经取得了领导者的这样一个地位，如果你用同类竞争的方式跟他竞争，你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有更多的投入要覆盖他。因为具有领导品牌的这个报纸或者媒介，在一个市场上不但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他同时也决定着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这个市场的判别好坏的标准，如果你想要覆盖他的话，不但要挤掉他的份额，也要改变他的规格，改变人们的市场选择标准，这是一个需要更大投入的事情。就像在北京报业市场上，任何一家副刊的报纸定价权不在别的报纸上，只在一家报纸，就是《北京晚报》。《北京晚报》有对于北京报业副刊的定价权，你只能低于他的定价，你如果高于他的定价，你在市场上一定是自杀性行为。《新京报》之所以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其实有一个虽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它的定价跟北京的价值标准、定价标准有巨大的冲突。所以，使他的这种发行方面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这个标准是由《北京晚报》来定的。只有《北京晚报》说要往上涨或者往下降的时候，别人才能跟着移动，因为他是市场价格这样的制定者和领导者，别人没有可能改变这样的东西。

 

《法制晚报》想要上市的时候，只能往下降，不可能说一开始跟《北京晚报》竞争，把自己的价格定到八毛或者一块钱，那恐怕不是一个良性的事情。对于领导品牌的报纸如何分割他的市场，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如果不用同类竞争的方式就是要用另类竞争的方式，其中重要的方式就是研究它的广告回报。比如在《广州日报》里边最大的一项收入是房地产广告收入。如何能够从《广州日报》分割一块它的房地产广告市场到《新快报》的旗下，其中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分析《广州日报》的营销效果，一般人认为《广州日报》在广州地区的覆盖率很高，比如我们那年调查的时候，《广州日报》在广州地区覆盖58％，对于58％的市民都有很大的覆盖作用，因此它的广告效果自然是好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其中的某一种弊病，比如说以购房者，就是房地产商的诉求对象而言，房地产商实际他所诉求的是具体的有购房意愿的消费者，而当年具有购房消费直接意愿的人，在广州市600个居民当中只占1％到左右，即使《广州日报》所覆盖的58％的居民能把购房者全部覆盖在自己的旗下，房地产广告投放者为了让这2％的读者能够读到，实际的消费者能够读到他的房地产广告，要为98％没有购房意愿的人要看到这个广告，千人到达成本越低，他的精确有效到达率越低，因此提供一种可能性，如果提高这样的覆盖精确程度，我们可以用低于《广州日报》发行量的发行量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这是有可能，至少理论上有可能。当然我们说精确覆盖不可能达到100％的精确覆盖，总有一定的冗余度，如果你提供精确覆盖度，他就可以用比较少的发行量达到同样的传播覆盖效果，仅仅有这样的精确覆盖还不够，必须有延伸服务，才能够把领导品牌那个地方的广告客户拉到自己的旗下。

 

像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也有省级电视台的大联盟，这样的大联盟所播放的广告可以在同一时段用同样的强度在全国各地同时播放，而且它的价格比中央电视台据说要少50％，但是为什么还有相当多的广告客户青睐中央电视台？因为作为一个强势媒体有品牌效益，一则广告在中央电视台看到，和在宁夏电视台、甘肃电视台看到给人的印象不一样。如果弱势的媒介机构没有其它的延伸服务，很难从这里拿到相应的广告资源。对于新快报就建立购房者服务热线和购房者俱乐部。用这样版面之外的延伸服务，延伸活动为房地产广告主提供更多的具体的联系和服务，这就是一种延伸的附加值服务，有了这样一些具体的论坛、讲座和看房等等这样一些活动，就使房地产主觉得，通过这样一个《新快报》的模式，不但能够达到同样的传播效果，同时可以得到更多有价值的服务。因此，《新快报》成功地从《广州日报》的份额当中分割了一部分份额到自己的旗下。

 

未来的传播当中，仅仅靠出卖版面和出卖时段的价值是有限的，因为有太多可替代对象进行这种竞争。如果你的这种服务是有某种独特的延伸和附加的服务，也就是说把内容的这样一种服务延伸到内容服务之外的环节里去，我们就有更多的空间，更多的作为，而我们的价值会越大。这就是所谓对于终端客户的营销，这仅仅是其中的刚刚起步的一些情况。实际上对于终端客户的这种把握，我认为有三个方面可以去考虑。

 

第一是对精确的把握，精确把握方面就是要引入数据库营销技术，用数据库营销对我们的客户本身，对我们的消费者本身，对广告主本身有更多的了解，都成为我们了如指掌的东西，其实媒介营销业和饭店营销有很多相同之处。如果你在某一个宾馆里边住过，今天你再要定，你定到这个上边，马上对方，不管他的领班是谁，服务员是谁，他会知道你去年定的房间是什么，你夫妻吃的烛光晚餐，定哪个桌，你看的报纸是什么，不用你说他会给你安排的很好，这就是贴近式亲情服务，会使我们客户在众多选择当中保持忠诚度。

 

第二是全方位关系的建立，未来这种竞争越来越多的从单向强度竞争要对抗这种单向强度竞争，必须有赖于对于我们终端客户全方位关系的建立，我们过去跟受众之间的关系，跟广告主之间的关系大概仅仅是传授的关系和提供载体的这样一种关系。未来的发展要求我们不但有关系的强化，同时需要有更多的超出关系以外的情感联系、物流联系等等很多很多联系，只有这样一些毛细血管，这样一种联系，多方位、全方位的展开，对于我们的终端客户的把握才是牢靠的，终端客户对于我们的忠诚度才是非常稳固和忠诚的，所谓的强龙和地头蛇的关系，外来强大的竞争对手在我们全方位的对于终端客户的把握方面，他也很难有所作为。如果我们只跟他有一种关系的时候，当外来强势的竞争对手在某一个方面。

 

第三是延长价值链，这里实际就是卖活动，卖经营品牌，也就是说要通过活动来增加媒介的产业价值链条这样一种延伸产品，经营品牌使内容生产仅仅是我们价值回报的一个环节，有更多的附加产品实现。上海的第一财经整个设计思想应该说比较先进，它的设计里边既有大众产品，也有专业产品，也有公共关系产品，把他可以卖到专业领域和会展经济等等一系列的领域里边，我认为这样的理念设计上是很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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